《宋史》本纪记事上限起于后唐天成二年（927年）宋太祖赵匡胤出生至宋建隆元年（960年）称帝，并追溯其先世事迹自唐至于后周；下限止于南宋赵昺祥兴二年（元世祖至元十六年，1279年），包含北宋、南宋三百二十年盛衰兴亡的历史，以及两宋皇朝与西夏、辽、金、元诸皇朝或和或战的历史，以至中外经济、文化交流的历史。这是一个发展而又充满纷争的时代，它在《宋史》本纪中有不同程度的反映。
《宋史》本纪于两宋之际，颇致意于总结其兴亡之故。《徽宗纪》后论分析徽宗“失国之由”，认为他并非如晋惠之愚、孙皓之暴，也并非有曹操、司马氏之篡夺，而是由于“恃其私智小慧，用心一偏，疏斥正士，狎近奸谀”，以致蔡京、童贯等先后用事，“骄奢淫逸”，“佳兵勤远”，弄得“困竭民力”，“稔祸速乱”，最后“国破卑辱”，他是不能用“气数”来推诿自己失国的责任的。它还指出：“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，纵欲而败废，鲜不亡者，徽宗甚焉。”钦宗即位，虽不同于徽宗所为，但“其乱势已成，不可救药；君臣相视，又不能同力协谋，以济斯难，惴惴然讲和之不暇。卒至父子沦胥，社稷芜茀”[108]。同时，撰者也注意到“熙、丰、绍圣椓丧之余”对于徽、钦败亡的影响。这就从比较长远的历史视野来看待北宋末年的衰败了。《高宗纪》共九卷，几乎占了本纪总数的五分之一，评述了南宋的中兴。其后论把宋高宗同夏之少康、周之宣王、汉之光武、晋之元帝、唐之肃宗并提，认为：“六君者，史皆称为中兴而有异同焉。”撰者没有总结南宋初年中兴的原因，这是后论不足之处，但从夏、周、汉、晋、唐、宋的历史上评价了宋高宗，殊为难得。撰者对两宋历史之总的认识，一方面说“赵宋虽起于用武，功成治定之后，以仁传家……然仁之敝失于弱”；另一方面又说“建炎而后，土宇分裂，犹能六主百五十年而后亡，岂非礼义足以维持君子之志，恩惠足以固结黎庶之心欤？”[109]把北宋之弱归于“以仁传家”，把南宋的存在归于“礼义”和“恩惠”，这种完全脱离当时的社会矛盾和物质生产而空言“性命之说”的看法，暴露出撰者历史见解上苍白的一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