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．佛教传译活跃发达　河西作为内地与西域陆上通道的必经之地，东来西往的僧人络绎不绝，驻锡停留，宣讲教义，日久天长，遂成影响。“凉州自张轨后，世信佛教。敦煌地接西域，道俗交得。其旧式村坞相属，多有塔寺。”[27]正说明河西地区佛教活动的活跃，而佛经的译述则更为可观。敦煌高僧竺法护于西晋初由西域返回，自敦煌至长安，沿途传译。永嘉之乱后，又由长安避乱河西，所译诸经也都随携凉土。竺法护的译经活动中有两次是在河西进行的。一次是西晋太康五年（284年）在敦煌翻译了从罽宾带回的《修行道地经》和从龟兹带回的《不转退法轮经》；另一次是元康四年（294年）在酒泉译《圣法印经》。前凉张天锡时，又于官方主持，在姑臧（今甘肃武威）组织了大规模的译经活动。翻译了《首楞严经》《须赖经》《金光首经》和《如幻三昧经》。到北凉时，佛经的翻译出现了高潮，仅大规模的译经活动就有4次。北凉立国之初，便在张掖组织译经，由沙门道龚等人译出了《慧上菩萨问大善权经》《大方等陀罗尼经》和《宝梁经》。北凉玄始十年（421年），沮渠蒙逊亲自主持了译经，由昙无谶翻译《大般涅槃经》，道俗数百人参加，足见规模之大。这次译经历时十余年，先后译出了《大般涅槃经》《菩萨戒本》《大集经》《金光明经》等十多部佛经。此后，沮渠蒙逊之子兴国、牧犍也分别主持译经，译出了《优婆塞戒经》和长达一百卷的《大毗婆娑经》。据《开元释教录》记载，道龚、昙无谶等9人共译出了佛经82部、311卷，其中仅昙无谶就译经11部、112卷。河西地区的这些译经活动，不仅反映了河西文化的昌盛，更重要的是这些佛经由河西传向长安、中原、江东，对整个中华的佛教传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