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样，我们也应当相信，在某些敏感点上，他不会附和那种所谓的“时代思潮”。他不大参与当时的神学争论，在牵涉教会和国家的问题上，他也讳莫如深。不过，有人若是真的打破砂锅问到底，就会看得出他倾向于罗马教派，而不大推崇法国教派[59]。我们描写一个人而又不想太过隐讳，就不能不补充一句，他对逐渐失势的拿破仑的态度极为冷淡。从1813年开始，凡是抗议政府的行动，他不是参加就是赞成。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卷土重来，经过本地区时，他也拒不迎驾。在“百日政变”[60]期间，他还拒不指示本教区为皇帝做弥撒。
除了妹妹巴蒂丝汀小姐之外，他还有两个亲兄弟：一个是将军，另一个曾任省督。他时常给他们写信。有一段时间，他给前一个兄弟写信时语气颇为严厉，因为在戛纳登陆的时候，那个当将军的兄弟在普罗旺斯地区任一方指挥官，率领一千二百名士卒追击皇帝，却好像是在有意放行。而当过省督的兄弟为人忠厚本分，回到巴黎在珠宝匣街隐居，他给这个兄弟写信的语气就亲热多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