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1913)举办的会议，吸引了上千名历史学家的参与。会议议程既包含全局性讨论，也有按照传统断代(古代、中世纪、现代)和主题(宗教、法律、经济史)划分的专门研讨。①类似集会为历史学家们提供了与国外同行直接讨论的机会，主办国将其视作一种荣誉，有助于弱化国家之间的矛盾。这一点对于中世纪学家尤其中肯。德国学者主导着该领107域，尽管皮朗不遗余力地试图引入经济和社会史的视角。
历经十年断层，战后的首次历史学会议终于召开，尝试在历史学家内部恢复国际主义的精神和结构。然而，时过境迁。此前的会议分别受阿尔弗雷德国王、比利时政府和大学基金会(Fondation Universita-ire)的大力资助，相较之下，这次会议则一改铺张的习气，转而在一家德国战地医院举办。不少与会者曾为协约国效力。皮朗虽信奉世界主义，谴责战后的敌对情绪[称其为“战后精神”("lesprit d'après-guerre”)],却一直拒绝顶尖德国学者的参与，而且大会也没有邀请苏联学者。与新成立的国际联盟(League of Nations)一样，在布鲁塞尔的历史学家并不欢迎战时的敌人、理念的对手。①
在1923年举办的布鲁塞尔会议上，布洛赫首次踏足国际舞台。斯特拉斯堡大学派出了阵容强大的代表团，布洛赫展示了在君权神圣及封建主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，听众则是一群资深的中世纪研究专家。不出所料，他还参加了有关历史主题和方法论的热烈讨论，驳斥了同僚们对“源头”的坚持，认为当手头材料不足以阐明某一术语比如“封地”(“fief”)的意义时，有头脑的历史学家需要从公认的封建主义时期出发，向前回溯，直至能力可及之范围。②布洛赫的这次参会标志着其身份的转变，即从巴黎的研究员转变为斯特拉斯堡的学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