崇宁元年（1102年）蔡京以崇奉熙宁新法为名，列文彦博、司马光、苏轼等120人，称为“奸党”。三年又列309人名单，刻在文德殿门东壁上，是为元祐党人碑。后又刻石于天下。南宋，奸相秦桧不仅利用巨大的朋党势力，残酷地迫害主战派，而且也用来控制宋高宗。宁宗时期，赵汝愚、朱熹以理学为宗，结为一党，后来招致韩侂胄、京镗的激烈反对，称其学为伪学，并于1198年，在宋宁宗的支持下，订立伪学逆党籍，共列赵、朱等59人。是为“庆元党禁”。嘉泰二年（1202年）弛禁。韩、京与赵、朱之党争，兼有政治与学术文化等内容。朋党之争可谓彼伏此起，错综交织。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朋党观。
统治阶级内部“君子”、“小人”并存，各自有党，互不相容，“君子有党论”是引人注意的一个论点。孔子曾说：“君子群而不党。”[52]先秦乃至汉唐，其间尽管存在党争，但一般不承认“君子”有党。宋则一反旧论，提出了不仅“小人”有党，“君子”亦有党。最早撰文阐明这个观点的是宋初的王禹偁。他在直史馆时所作的《朋党论》中说：“夫朋党之来远矣，自尧舜时有之，八元八凯，君子之党也，四凶族，小人之党也，唯尧以德充化臻，使不害政，故两存之。唯舜以彰善昭恶，虑其乱教，故两辨之。由之而下，君子常不胜于小人，是以理少而乱多也。夫君子直，小人谀，谀则顺旨，直则逆耳；人君恶逆而好顺，故小人道长，君子道消也。”[53]王禹偁初步提出了“君子”有党论，但在理论上没有展开。庆历年间，欧阳修亦撰《朋党论》，其论点大致有三：其一，“君子”以同道为朋，小人以同利朋，此自然之理。欧阳修说：“臣闻朋党之说，自古有之，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。大凡君子与君子，以同道为朋，小人与小人，以同利为朋，此自然之理也。”欧阳修指出了“君子”之朋与“小人”之朋的本质区别在于“同道”还是“同利”。其二，“君子”有朋而“小人”无朋，“小人”即使暂为朋者，是属伪朋。欧阳修说：“然臣谓小人无朋，惟君子则有之。其故何哉？小人所好者禄利也，所贪者财货也，当其同利之时，暂相党引以为朋者，伪也；及其见利而争先，或利尽而交疏，则反相贼害；虽其兄弟亲戚，不能相保。故臣谓小人无朋，其暂为朋者，伪也。君子则不然。所守者道义，所行者忠信，所惜者名节，以之修身，则同道而相益；以之事国，则同心而共济。终始如一，此君子之朋也。”以“道义”、“忠信”和“利禄”、“财货”为根本分界线，小人为了逐利而不可能真正为朋，一旦利尽甚至会反目为仇，互相贼害；而君子以道义忠信为纽带，则能够同道相益，同心共济，修身事国，始终如一。所以，小人无朋，而君子有朋。其三，退小人之伪朋，用君子之真朋，则天下治。不然，乱亡其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