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当时，专折奏事虽不如老祖宗时那样重要，但最普通的东西一旦失去，也觉重要，更何况这还是一件“秘密武器”。
李元度深知失去专折奏事权将意味着什么。他为曾国藩的前途忧虑，也为自己的命运担忧。
一天夜晚，李元度将一份《革职待罪臣曾国藩乞请专奏以速戎机事》的奏疏呈给了心绪纷乱的曾国藩，但曾国藩见后却大为不悦，因为革职后专折奏请本属“犯法”之事，加之咸丰帝此时猜忌很多，上奏的结果肯定会凶多吉少。他以为成功的可能要小于加罪的结果。
李元度说：“设无此项权利，他人沸沸扬扬，日达圣上，而我终不发一语，是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是非无以辩白。”曾国藩说：“此中利害，我岂能不知。只是军中情形复杂，不逊朝中。当此国家多难之时，做正人难，做正人君子更难，欲做愤然不欲之官难上加难。”但李元度一再坚持，并以受死赴难相请，曾国藩只好听天由命。
后来，李元度又将原折一改再改，并以军情变化万端，随时奏报圣上为主旨。写完后，密封上达。几日后，朝廷即下谕特许曾国藩单线专奏。这不仅是皇帝打破常规之举，也是曾国藩获得的“异数”之一。
李元度为曾国藩争取专奏权后，曾国藩对他更加信任不移。两人卧同室、游同舟、饭同食，形影不离。由此有关奏折或信缄之类的文件，也大多出自李元度一人之手。之后，曾国藩九江之败，南昌之困，“元度无不相从艰危中，多以勖助”。而曾国藩的多次寻死觅活，也“皆以元度防救得复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