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大钊、郭沫若、范文澜、吕振羽、翦伯赞、侯外庐，直到刘大年、尹达、白寿彝等，则都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、方法论来研究历史，并做出了多方面的学术贡献。郭沫若在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》的《自序》中，一方面肯定了胡适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在中国学术界曾经起到了“支配”的作用；另一方面也明确指出：“但那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，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？社会的来源既未认清，思想的发生自无从谈起。”[14]郭沫若充分肯定罗振玉、王国维的学术贡献，认为：“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，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，我们是不能不以罗、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。”[15]同时，郭沫若进而坦诚地申明，恩格斯的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一书是他学习的榜样，“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”，“辩证唯物论的观念”[16]，是他撰写本书所遵循的原则。应当承认，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方面，是一位伟大的继承者和开拓者。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》出版至今，80多年过去了，不论是赞成、反对还是“修正”他的学术见解的人，无不受到他的理论、方法和见解的影响与启示。这充分表明，理论修养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。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，已有一些历史学家编写出了中国通史，但是像范文澜那样，发表《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》的文章，对自己编写的中国通史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并做出自我批评的史学家[17]，堪称中国史学史上的第一人，这是从另一个方面说明理论修养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。他们的理论著作如李大钊的《史学要论》、翦伯赞的《历史哲学教程》、白寿彝主编的《中国通史》第一卷《导论》等，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。